第280章历史上对赵高的评价

    第280章历史上对赵高的评价(第1/2页)
    在历史的长河中，赵高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且饱受诟病的人物。他在秦王朝后期的政治舞台上，以弄权专政、指鹿为马等行径，给后世留下了极为负面的形象，成为了人们口中奸佞小人的典型代表，为人的确难称良善。然而，历史的多面性往往在于，即使是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也不可否认地拥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与才华。
    在秦代严苛的律法体系之下，赵高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专业素养。他对秦朝的法令条文了如指掌，精通律法的程度在当时鲜有人能与之比肩。这种对法令的精通，使他能够在复杂的政务处理中游刃有余，无论是司法审判还是行政事务的裁决，他都能凭借对律法的熟悉给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在秦朝的官僚体系中逐渐崭露头角，也正因如此，得到了统治者的关注与认可。
    更为难得的是，赵高在书法艺术领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堪称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在那个以书写为重要交流与记录方式的时代，书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文化与身份的象征。赵高的书法风格独具魅力，他的笔法刚劲有力又不失细腻流畅，字体结构严谨而又富有变化，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独特的生命力。他对笔墨的掌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论是起笔、行笔还是收笔，都能做到恰到好处，展现出深厚的书法功底。
    也正是因为赵高卓越的书法造诣，使得秦始皇对他的书法青睐有加。秦始皇作为一统天下的帝王，其诏书不仅是传达政令的载体，更是彰显皇权威严的象征，对书写者的要求极高。而赵高凭借精湛的书法技艺，成为了书写秦始皇诏书的不二人选。他书写的诏书，字体端庄大气、气势磅礴，完美地契合了秦始皇至高无上的帝王身份，每一份诏书都堪称书法艺术与政治权威的完美结合。
    当秦王朝完成大一统的伟业后，为了加强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融合，秦始皇推行了统一文字的重大举措，决定以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字体。这一决策对于促进各地文化交流、巩固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意义。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赵高与李斯、太史令胡毋敬肩负起了重要使命。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这几部著作被作为全国规范字帖推广发行。这些字帖的内容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他们在继承大篆的基础上，对文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规范，使其更符合小篆的书写要求与审美标准。
    时光流转至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这三篇字帖进行整合，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成为了《仓颉篇》，全书共五十五章。在西汉时期，《仓颉》《爰历》《博学》这三部作品又被合称为“三苍”，它们在当时的文化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学子们学习文字、书法的重要范本。然而，岁月无情，随着历史的变迁，因战乱、朝代更迭、文献保存条件等种种复杂原因，曾经广泛流传的《仓颉篇》文字大都不幸失传，只留下只言片语，令后世之人只能凭借着有限的资料，去想象和推测当年这些经典字帖的辉煌，以及赵高在书法传承与文字规范进程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赵高的形象始终如笼罩在迷雾之中，其功过是非的评判历来众说纷纭，形成了正反两极的激烈交锋。这种争议不仅反映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更折射出人们对历史人物解读的多元视角。
    从正面评价的维度来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其著作《陔余丛考》中，以独特的历史眼光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赵翼援引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的相关记载，大胆推测赵高本是赵国公子。在战国那个烽火连天、弱肉强食的时代，赵国被秦国铁骑踏破山河，宗庙倾覆，百姓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巨大悲愤，如同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在赵高心中熊熊燃烧。为了实现复仇大业，他毅然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抉择——自毁身体、忍痛自宫，以卑微的宦官身份潜入戒备森严的秦宫。进入秦宫后，赵高如同蛰伏的猎豹，在暗流涌动的权力漩涡中精心布局。他巧妙利用秦朝皇室内部的矛盾与猜忌，挑起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政治争斗，在血雨腥风中逐步削弱秦朝宗室的力量，最终成功颠覆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在这种观点下，赵高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奸佞小人，而是化身为忍辱负重、矢志复国的悲情英雄，其复仇之举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悲壮意味。
    这一颠覆性的观点，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情感共鸣，催生出不少赞美赵高复仇壮举的诗篇。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其诗作中饱含深情地写道：“可怜百万死秦孤，只有赵高能雪耻。赵高生长赵王家，泪洒长平作血死。报赵尽倾秦县郡，报韩只得博浪沙。”诗句中，屈大均将赵高视为为赵国雪耻的英雄，将其与试图刺杀秦始皇的韩国志士张良（博浪沙行刺）相提并论，认为赵高彻底颠覆秦朝郡县制的功绩，远胜于张良的刺秦行动。另一位诗人吕星垣，在《咏赵高》中同样不吝赞美之词：“赵高赵国诸王孙，求为秦贼肢体残。赵高名在列仙传，何得仙家滥其选。索引戋言颇辩冤，鹿马计胜长平战……颠覆咸阳志已酬，组糸子婴维尔力。”诗中不仅点明了赵高的王孙身份和自宫复仇的艰辛历程，还将他“指鹿为马”的权谋之计，与长平之战相比较，认为其智谋更胜一筹，高度肯定了他推翻秦朝、手擒子婴的历史功绩。还有一首佚名的《咏赵高》更是直言：“当年举世欲诛秦，哪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兴汉讵萧曹。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该诗将赵高置于楚汉相争的历史大背景下，认为他诛杀扶苏、胡亥，为推翻秦朝奠定基础的功劳，超过了汉朝的诸多开国功臣，甚至连张良的铁椎、荆轲的匕首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将赵高的复仇之举推崇到了极致。
    在当代学术研究领域，现代学者李开元从全新的视角对赵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突破传统史学观念的束缚，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史料考证，重新审视赵高的历史地位。李开元指出，赵高绝非单一的反面人物，而是一位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复合型人才。在文化艺术领域，赵高堪称“第一流的书法家、文字学家”。他的书法造诣精湛绝伦，其作品笔法精妙、结构严谨，在秦代书法界独树一帜，对秦朝文字的统一和规范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术研究上，他对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专业技能方面，赵高是精通法律的专才，对秦朝律法条文烂熟于心，能够准确运用法律知识处理政务，在司法和行政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赵高在身体素质和军事技能方面同样表现卓越，他体魄高大强壮，展现出良好的身体素质；骑术车技精湛，无论是驾驭战马还是操控马车，都能做到游刃有余；武艺非同寻常，在秦宫的侍卫比武中常常技压群雄。在李开元眼中，赵高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材，他的才能和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秦朝的发展，值得给予更客观、全面的评价。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视角的评价，共同构成了赵高这一历史人物复杂而多面的形象，也让后人对他的认识和研究充满了无限的想象与探索空间。
    然而，将赵高视为忍辱负重的赵国复仇者、文武双全的正面人物这一观点，其立论根基牢牢构筑在“赵高是赵国王室后人”这一前提之上。但细究历史典籍，这一关键前提实则疑点重重，远非确凿无疑。在现存的浩瀚史料中，关于赵高身世的记载不仅寥寥无几，且多语焉不详，相互矛盾之处频现，致使赵高的真实身世宛如被重重迷雾笼罩，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桩难解的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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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秦始皇用人策略的角度深入分析，便能发现诸多值得推敲之处。众所周知，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其一生波澜壮阔，同时也危机四伏。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遭遇过多次惊心动魄的刺杀事件：燕国太子丹精心策划的荆轲刺秦，图穷匕见的惊险场景曾令咸阳宫为之震颤；还有力士在博浪沙奋力掷出的大铁椎，虽未击中秦始皇的车架，却也让这位帝王心有余悸。这些生死攸关的刺杀经历，让秦始皇在用人方面变得极为谨慎多疑，对身边人的审查与防范达到了近乎严苛的程度。
    试想，若赵高果真是身负国仇家恨的敌国之人，且具备骑术精湛、武艺高强等特质，秦始皇怎会轻易将其留在身边，委以书写诏书、参与政务等重要职责？要知道，秦始皇身边的近臣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才能，更需经过层层严苛的背景审查与忠诚度考验。赵高能够长期侍奉在秦始皇左右，甚至成为秦始皇信任的近臣，负责传达诏令等核心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他的身份背景必定有着让秦始皇安心的理由。由此推断，赵高极有可能是根正苗红的老秦人，即便他是罪臣之后，其家族所犯之罪也与政治反叛等严重威胁皇权的因素无关。
    进一步推测，赵高母亲因罪获刑，或许只是由于一时疏忽或失误，酿成了重大经济损失，比如在管理国家钱粮物资时出现重大差错，或是在商业交易中违反了秦代严苛的经济法规。这种非政治性的罪名，相较于谋逆大罪，对家族后人的影响相对有限，也更符合秦始皇将赵高留在身边的逻辑。毕竟，在秦代“以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刑罚的执行有着严格的标准和区分，并非“一人获罪，满门皆诛”。
    基于以上种种分析，不难发现，将赵高过度美化成忍辱负重、一心复国的英雄人物，实则是对历史事实的片面解读与主观臆断。历史评价需要建立在客观的史料考证与严谨的逻辑推理之上，而不能仅凭主观情感与未经证实的推测。赵高在秦末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诸如篡改遗诏、诛杀扶苏、扶持胡亥、指鹿为马、祸乱朝纲等行径，无论其动机如何，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灾难，严重破坏了秦王朝的统治秩序，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进程。从这一角度来看，赵高的历史定位更倾向于一个搅乱政局的权臣，而非值得赞颂的英雄人物。唯有以客观、全面、辩证的视角审视历史人物，才能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在历史的叙事长卷中，赵高始终被镌刻在负面人物的篇章里，其形象因一系列祸害国家殃及人民的行径而备受后世诟病。从宫廷政变的阴谋家到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赵高的所作所为不仅撕裂了秦王朝的统治根基，更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起了千层恶浪，招致历代文人政客的口诛笔伐，成为“乱臣贼子”的典型符号。
    赵高搅动的宫廷风云，堪称秦王朝崩塌的催化剂。他主导的沙丘之变，篡改秦始皇遗诏，矫旨赐死公子扶苏，扶持昏庸的胡亥登基，这场改变帝国命运的政治阴谋，彻底撕开了秦朝权力的遮羞布。此后，他又导演“指鹿为马”的闹剧，通过颠倒黑白的手段清除异己，将朝堂变成了个人专权的舞台；设计诛杀丞相李斯，铲除最后一位能制衡他的重臣；逼杀秦二世胡亥，试图自立为帝，却因群臣反对而作罢。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如同巨石投入平静湖面，在秦朝内部掀起惊涛骇浪，使得原本就因严苛律法、繁重徭役而摇摇欲坠的帝国，陷入更加剧烈的动荡之中。
    赵高的谗言与杀戮，更成为摧毁秦朝栋梁的致命利刃。他利用胡亥的昏聩，不断进献谗言，将蒙恬、蒙毅等能征善战的武将逼上绝路，使秦朝失去了抵御外敌的军事支柱；又借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屠戮朝中正直的文臣，导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无差别攻击式的清洗，让秦朝损失了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使得整个官僚体系陷入瘫痪。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六国旧部纷纷响应时，秦朝竟无可用之将、可谋之臣，只能眼睁睁看着起义军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历代对赵高的负面评价，犹如潮水般汹涌，汇聚成一部跨越千年的批判史。秦朝丞相李斯作为权力漩涡的亲历者，对赵高的野心与阴谋有着最直观的感受。他曾直言：“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将赵高比作春秋时期篡权乱政的子罕、田常，直指他妄图效仿权臣谋逆，威胁皇权。这种对赵高“乱臣贼子”本质的揭露，不仅是李斯的肺腑之言，更是对后世的警示。
    汉昭帝时期的贤良文学从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批判赵高“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位”，认为正是他德不配位却窃据高位，才导致秦国覆灭、宗族遭殃，将秦朝的灭亡直接归咎于赵高的乱政。曹魏开国皇帝曹丕则将赵高与历史上的伊戾、费忌、江充等奸佞相提并论，指出这些人无一不是为了满足私欲，在宫廷内部兴风作浪，通过残害骨肉、构陷忠良来达到专权的目的，深刻揭示了赵高行为的本质是贪婪与野心作祟。
    孔融将赵高与夙沙卫、伊戾、英布等历史恶人相提并论，着重强调被刑之人因心怀怨愤易生恶念，而赵高正是其中危害极大的典型，将其视为祸乱天下的罪魁。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在檄文中痛斥赵高“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指出他在秦朝末年独揽大权、肆意妄为，使得群臣迫于淫威不敢直言，最终导致秦朝在“望夷之败”中走向灭亡，祖宗基业毁于一旦，留下千古骂名。
    唐太宗李世民以史为鉴，将赵高杀害秦二世与董卓鸩杀汉弘农王的恶行相提并论，认为这等行径人神共愤，即便相隔不同朝代，也同样令人义愤填膺。柳宗元则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总结教训，指出胡亥因重用赵高、诛杀李斯而亡国，深刻揭示了用人不当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元稹更是对赵高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称其为“诈宦之戮人”，认为他用残忍手段蛊惑胡亥，使其沉迷享乐、不问朝政，最终将天下拱手相让，而赵高本人则借此权倾朝野。
    唐昭宗将赵高与东汉末年的阎乐、张让、段珪等祸害国家的宦官并列，指出宦官干政自秦汉起便是王朝的毒瘤，赵高灭嬴氏宗族、东汉宦官倾覆刘汉江山，皆为历史明证。苏轼更是直言“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将秦朝灭亡的根源直指秦始皇对赵高的重用，将宦官之祸比作“毒药猛兽”，认为其对王朝的伤害是毁灭性的。梁启超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奸佞之臣时，将赵高列为首恶，与汉代十常侍、唐代卢杞、李林甫，宋代蔡京、秦桧，明代刘瑾、魏忠贤等臭名昭著的人物相提并论，痛斥他们谄媚君主、窃弄国柄、荼毒百姓，是历史的罪人。
    这些跨越千年的批判，如同警钟长鸣，不断提醒着后人权力的腐化与野心的危害。赵高的故事不仅是个人道德沦丧的写照，更是一面映照王朝兴衰的镜子，让后世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若纵容奸佞当道、忠良蒙冤，必将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事实上，赵高不过就是一个权欲倾心的得志小人而已！其才可乱天下而非治世能臣。他杀了胡亥后，哪怕大权在握，淫威十足，但他想自立为王却得不到满朝大臣的认可，最终还得改立子婴为秦帝。这说明他的血统已经被排除在了秦王室之外了。中国的草头王，还是从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的。此后，权力之争，才达到了看谁的拳头硬谁就是王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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