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三八章驱虎

方光琛一直留在杨振的大军之中，一方面是希望看到乌拉城之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确实有许多事情要与杨振沟通商议。
 这几天，与杨振朝夕谈话，但是他们谈论的各种问题，几乎都是与关内的局势演变有关的话题。
 比如，继续扩大移民规模的问题，比如尽快调遣许天宠率部渡海南下的问题，比如增加往徐州方面输送粮草数量的问题，再比如专门设置一个登莱南路总兵府堵住登莱南部防御漏洞的问题。
 还有许多关于围剿流贼战略战术的问题，甚至包括了杨振主动提及的如何预防“疙瘩瘟”再次肆虐流行的问题。
 唯独对于关外的形势，由于前景一片大好，方光琛并未来得及与杨振深入沟通。
 在乌拉城易手之前，方光琛对于关外战略的思考，仍旧停留在前几个月他们几个人商定的犁庭扫穴、彻底歼灭清虏的计划上面。
 不过，随着清虏小朝廷在乌拉城的败亡，随着清虏小皇帝及其生母皇太后的投降并被送到杨振军中，这个计划基本上算是大功告成了。
 虽然眼下仍有两个清虏宗室王爷逃亡而走，但是清虏小朝廷最后的主要残余，已经覆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了。
 基于这个意外到来的“惊喜”，方光琛以为，接下来杨振或许会对此前的关外布局做出一些调整。
 虽然一鼓作气征讨并收服黑龙江流域各个部落，将金海镇和征东军的势力覆盖到以往“大清国”所覆盖的全部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可是相比于如今波诡云谲的关内形势来说，却又显得没那么紧迫了。
 在他看来，在今时今日的形势之下，过去他们一直秉承的关外问题优先的策略，似乎可以转变为关内问题优先了。
 如今，江北地区，尤其中州腹地，朝廷力量几乎退场。
 从南到北，比如宛洛一线，从西到东，如陕州、洛阳、开封一线，已经完全失管失控，民间草莽四起，纷纷占山为王。
 而与此相应的是，张献忠西进巴蜀之后，李自成已经彻底完成了中原、湖广、江淮各地流贼势力的整合，已经建章立制，设置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并大肆选派委任地方文官，开始治理地方军民事务。
 接下来一旦李自成大军再入中原，自南阳入洛阳，或者渡河北上入山西，或者直驱开封，过河入河北，那么大明京师可就直接面临危险了。
 在这种极可能成为现实的态势面前，即便早就对京师朝廷存了别样心思的方光琛，也忍不住对关内局势忧心忡忡起来。
 倒不是他对大明朝，尤其对京师朝堂有多么赤胆忠心，这一点根本谈不上。
 他真正担心的是，真到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关键时刻，杨振缺席。
 真要是到了天崩地裂的那一天，到了京师沦陷的时候，万一李自成拥兵入京师，顺势坐了天下，那他们可就真的悔之晚矣。
 当然了，这些话方光琛没有办法明着说，这么多人在场，他也只能通过意味深长的询问，提醒杨振一下，并确认杨振的真正态度。
 如果杨振对此有所犹豫，他就可以顺势建议杨振，在处理好乌拉城的善后问题之后，派遣一到两员总兵官并力北上，挟覆灭清国后的大胜之势，慑服北方各部落即可。
 在他看来，眼下完全可以暂时参考一下大明朝以往的策略，对原来努尔干都司辖地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各部落，继续采取封官、授权、委托统治的“羁縻”之策，就跟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一样。
 只要他们不在自家体系转向关内角逐的时候在自家后方捣乱，那就一切都好说。
 至于其他的，最好是等待将来关内尘埃落定之后，再实行大举移民实边，变“羁縻”为实控，然后执行改土司为流官的制度。
 这样做，或许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是胜在稳妥，不至于牵扯过多兵力，而且失败的风险也小。
 然而可惜的是，杨振对此并不认同。
 虽然杨振本人知晓明末历史大势，知道原时空李自成的做法，但这一世，已经有了许多改变。
 一方面，杨国柱没有在辽东阵亡，宣府兵也没有在长期滞留辽东后全军覆没，而那个大同总兵王朴，也没有因为原时空的那场兵败而被朝廷处决。
 而这一世，杨国柱的宣府军虽然有所损失，但整体实力得以保存，甚至因为立下的战功，其麾下部将多有升赏，出了几个总兵，回到宣府镇的辖内后兵员必定会有补充，力量也将壮大。
 至于王朴，杨振虽然对他没有多大信心，可是原时空王朴被杀后接替他的那个姜镶，更不堪。
 在原本的历史上，如果不是因为姜镶在听说山西总兵周遇吉已经在宁武关全军覆没的第一时间，向李自成送上了降书，李自成很可能就暂时留在山西境内了。
 这一世，王朴没死，大同兵也没有在辽东全军覆没，姜镶也没有取代他当上大同镇总兵，李自成进军山西的结局或许会有所不同吧。
 而且，就算王朴不值得信赖，大同兵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那不是还有宣府兵呢嘛。
 这一世，自己的叔父杨国柱回了宣府，宣府镇的军队又经历了辽东的连番大战，绝对不至于在李自成的大军面前望风而降。
 这一点，杨振还是很有信心的。
 这样一来的话，这一世的京师西面门户，也就是宣府镇那一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最起码也能挡住李自成的大军一段时间。
 那么剩下的那个可能，就是李自成有可能安排的另一路人马了，也就是走洛阳渡河，或者走开封渡河的那一路了。
 这一路，在原时空之中并没有变成现实，因为原时空中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秋冬之际率军到了洛阳一带后，击败了出潼关而东来的孙传庭大军。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李自成的人马缴获了孙传庭的中军大纛和全套关防印信旗牌等统军信物，竟然借此骗开了潼关。
 李自成由此西入关中，而没有从洛阳渡河北上，更没有转道开封、从开封渡河北上，到崇祯十七年方才誓师入山西。
 虽然万事皆有意外，但是杨振认为李自成从中州渡黄河北上，直入保定、京畿，然后威逼京师的可能性并不大。
 而且就算有这个可能，大概率也会跟原时空一样，是从山西出发的一支偏师。
 如果只是一支偏师的话，杨振也并不太担心。
 因为他对眼下驻扎在保定一带的张存仁，以及张存仁麾下的那些辽兵，很有信心。
 所以，对于方光琛提出的是否亲自率军继续北上的问题，杨振十分果断的答道：
 “当然。此事我决心已下，廷献贤弟无需再议。关内形势紧迫不假，但与我民族未来生存之空间无关，而关外北境却不同，罗刹人步步紧逼，已至努尔干都司辖区腹地。
 “我等今朝若不能借此大胜之势，北上收取黑龙江内外、努尔干地区各部落，统领他们共同应对罗刹人东侵之势头，彼等或将转而被罗刹人所征服，成为罗刹人继续南下的帮凶。
 “若是再假以时日，莫说十年之后，或许数年之后，黑龙江内外、努尔干都司辖地，甚至松花江下游两岸地区，都将不复为我华夏所有。此事至关重大，绝不容有点滴疏忽。非我亲至，岂能放心！”
 杨振有着一个来自后世的灵魂，自然知道后世黑龙江流域对于华夏民族的重大意义，当然也深知外东北之丧失，对于华夏民族未来生存之空间带来的巨大压制。
 这一世既然有此机会，他就绝不能如同其他人那样，将称王称霸的野心局限在关内，将开疆拓土的目光局限在关内或者西域那些不毛之地上。
 当然，西域要收回，漠北要收回，这是一定的，但是眼下他人在东北，自然首先要考虑森林遍布、河流密集的大东北了。
 这片极其广袤而且极其富饶的土地，所能提供的容纳民族生存之空间，远非西域、漠北所能比拟。
 而其富饶的土地、资源所能容纳的人口规模，即便是以现在金海镇等地安置流民屯垦的保守做法估算，也足够关内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在这里安居乐业了。
 在这个时代，生存之争归根结底不过是土地和资源之争。
 而要彻底化解关内民不聊生、流贼四起的局面，最直接、同时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将人口转移到新开辟的富饶土地上面。
 在减少人口和增加土地这两个选项之中，杨振当然要毫不犹豫地选择增加土地。
 有了这个开疆拓土的贡献，即使将来有一天不得已当了“乱臣贼子”，他也有信心在几百年后赢得正面的评价。
 而且只要这个贡献足够大，它就能为他冲刷掉一切来自其他方面的骂名。
 对此，他信心十足。
 当然了，他之所以态度如此果决，也是因为他知道原时空李自成进军京师的下场，李自成坐不了天下。
 原时空李自成坐不了天下，这一世他更坐不了天下。
 杨振之所以不愿过早卷入关内战场，除了忧虑清虏被灭之后东北以及外东北地区出现新的变数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他需要李自成的“大顺军”帮他打击或者清理关内的士绅势力。
 不是杨振冷血没人性，而是他知道这一点到底有多么重要。
 只是杨振的这个心思，哪怕是对麾下亲信如方光琛这样的人物，他也不能透露。
 因为方光琛同样出身于士绅阶层。
 虽然他本人不考科举，并没有朝廷功名在身，但是其所在家族却是世代官宦之家，其祖、其父都是进士出身，家资豪富，在南直隶拥有田宅无数。
 这样的人物，当然会跟着自己抵抗清虏，会跟着自己围剿流贼，而且也会支持自己夺取天下，但是，真到了自己对关内士绅势力动手，废除官绅特权的时候，他们可就未必会支持或者跟随自己了。
 然而，废除官绅特权，削弱或者铲除关内士绅势力，又是将来杨振入关后必须要做的事情。
 不做的话，这一世有没有他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可是要做，就一定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可能面临众叛亲离的压力。
 在这样的两难之中，唯有一个选择，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那就是驱虎吞狼。
 如果是关内士绅势力，尤其江南官绅势力，是吃人的狼，那么李自成的“大顺军”，则可以成为那只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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